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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换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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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于家屋子一带娶亲的风俗，登记之前，还有三步“民间程序”需要走，依次是：见面儿，换号，截衣裳。

见面儿又分“小见面儿”和“大见面儿”。小见面儿时男女双方并不凑到一起，而是按照媒人的安排，在规定的场合（一般是集市上）、在相隔一段距离的前提下，让他俩“对对眼光”。如果一对眼光、双方或一方就搭拉眼皮，那就各赶各的集，权当没见；如果一对眼光就碰撞出火花儿、就有些等不及，那就抓紧定日子大见面儿。

吉光和红杏从小在一起长大、几乎天天见面儿，也就省去了“见面儿”这道程序。省去这道程序女方吃亏，因为大见面儿时，男方要给女方五至十块钱的“见面钱”。

“咱那房屋都拾掇好了，家具也都置办齐了，你和吉光也都够年龄了，”有一天于占吉对前来串门儿的红杏说，“回去和你爹商量商量，咱能不能定个日子把‘号’换了？”

“换号”就是准备定亲的一对男女，各自把各自父亲的“名”和“号”写在一张红纸条儿上，相互交换。交换后就算正式定亲了。其实，“换号”换回来的那张红纸条儿，就相当于《婚姻法》颁布前、流行在民间的一种“结婚证”。也许有人要问，结婚需领结婚证的规定已实行好多年了，“换号”这种“民间结婚证”咋还不取消？风俗这东西可不是说取消就能取消的，国家为此专门下个文件、也不一定能取消得了。至今人们见了准备结婚的一对青年男女，不是先问“打结婚证了吗？”而是先问“换号了吗？和谁家做的亲家？”

于占吉打算和红杏她爹叶大树“换号”，而叶大树却打算给红杏“换人”。他的这个想法可不是现在才有的——

上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叶大树正在他家胡同出口处的大道上闲逛，忽听身后有人喊他：“转悠着玩儿啊叶大叔？”

谁家那小私孩子（骂人的话）这么不懂礼貌？叶大树是你这小毛孩子叫的吗？叶大树窝着一肚子火气回头一看，原来是于方彪的大儿子于汉甲。

“叶大叔，”于汉甲从铮明瓦亮的自行车上跳下来，还没等打车撑就忙着掏烟，“我经常在这大道上来来回回的，咋就见不着您呢？”

这一句叶大树听清楚了：人家不是叫“叶大树”，是叫“叶大叔”。他知道错怪了人家，错怪了人家也不全怪他，因为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叶大树原本是一个流浪儿，流浪到于家屋子后，长年在地主罗武臣家喂猪，没再往外“流”。“土改”时他分得了房产分得了地，娶了妻、生了女，在于家屋子落了户。落户就得给他安个辈分，不然的话相互见了没法称呼。咋安？在他到来之前，本村人就不知道还有“叶”这个姓，姓叶的和这里的街坊爷们儿没有一丝瓜葛呀！琢磨来琢磨去，人们觉得还是以罗武臣作为参照比较合适。既然他给罗武臣喂猪，就让他比罗武臣小一辈儿吧！这样一安排可真让他赚了大便宜，因为罗武臣的辈儿很大，所以他的辈儿也就不小。不小归不小，从心里承认他这个辈分的却很少。辈儿比他小的见了他，大都“哼啊哈儿”地应付过去，很少有称呼他什么的。偶尔有个叫大叔的、就高兴得他好几天忘不下。尊重得连姓带上、直呼他叶大叔的，从来都没遇到过。所以他误把“叶大叔”听成“叶大树”，也就不足为怪了。

“你这是到哪里去来？”叶大树把于汉甲递过来的烟、凑到了于汉甲送过来的火苗儿上。

“我在干家屋子俺姨家干木工活儿。”于汉甲说，“俺姨夫他兄弟是县土产门市部的经理，做出来的家具、用具不用卖，直接往他那里送就行。”

“干木工活？啥时学的？”叶大树没说出口的话是：你爹又不是木匠，不象吉光那样有免费的师傅。

“我和俺爹主要是干些粗活。比如截截板、解解料，刮刮树皮什么的。”于汉甲这是实话实说，说出来后忽觉得有损于他和他爹的形象，便又续上了一句，“俺爷儿俩是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如今也在摸索着干些细活了。”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叶大树明知这样问不大礼貌，但还是禁不住问了一句。

“每月平均二十多块。”于汉甲说，“俺姨家这个木工组不算正式木工组，靠的是后晌加班，只有春冬两闲时才敢在白天干。总之一句话，在这里干活决不能耽误生产队里的活。

“工分不少挣，如外每月还能清赚三、四十块钱，行啊！”就在这一刹那间，叶大树对他有了“想法”。

“要不咱敢吃两毛钱一盒的‘丰收’烟吗？叶大叔，我把这盒给您。”于汉甲早已做好准备的那只手，迅速离开自己的荷包、伸进了叶大树的荷包里。

烟盒里还剩下几根儿呢？于汉甲刚走，叶大树就想掏出来数数。呀，原来送他的这一盒压根儿就没拆封，难道说这小子早就有了“想法”？

打这以后，叶大树经常在胡同出口处的大道上闲逛，也就经常能享受到于汉甲送他的、甜甜的一声“叶大叔”和香香的一盒“丰收”烟。

有一回，于汉甲叫完大叔递上烟、骑上车子都打谱儿走了，叶大树忽又叫住了他：“汉甲，明日我想进城给猪买酒糟的，家里的钱不大凑手，你能不能借十块钱给我？”

“您回家等着，我马上就送过来。”于汉甲的车子就象是刚打上润滑油，车轮飞转，急驰而去。

叶大树没回家等着，而是顺于汉甲去的方向向前溜达。他家里根本不缺买酒糟的钱，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试探一下于汉甲：冲我花小钱儿你不疼得慌，看你舍不舍得冲我花大钱。

“不是说好让您在家等着吗？”于汉甲上下一身新，显然是做好了去他家的准备。

“反正我又没事儿，往前溜达一步、你就少走一步。”叶大树不敢让于汉甲到他家送钱，他怕红杏当面揭谎。

“叶大叔，好事成双，借钱哪有借‘一十’的？我给你拿了二十块来。”尽管于汉甲心里很不高兴，但表面上一点也没显露出来。

“好，好！”叶大树满意地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对于汉甲来说很受用。不几天，他二大爷于方信就来到了叶大树家。

“汉甲相中了你家红杏，不知你爷儿俩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思。”于方信说，“传言红杏正和吉光谈着，谈到啥程度谁也不知道，但只要双方没‘换号’，我来提这事就不算过头。”

“汉甲这孩子我是相中了，恁这个大家庭我也相中了，但不知红杏对这事有啥看法。”叶大树说，“抽空我和她商量商量。”

“你看着于汉甲咋样？”于方信刚走，叶大树就急着到西屋里去问红杏。

“不咋样。”红杏紧接着反问道，“他咋样不咋样和我啥关系？”

“他可是真心真意地看上了你。”叶大树还想说，我都试探好了，他为了你可真舍得为咱家花钱，但想来想去还是没说。

“看上我的不光他，还有很多。”红杏说，“但我看上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吉光哥。”

“汉甲家是大门大户，没有敢惹的。吉光家和咱家一样，都是单门独户，在村里受人欺负。再说，人家汉甲工分不少挣，平均每月还能从他姨家那木工组上挣三十多块钱。”叶大树仅凭一句话，就给于汉甲长上了十块钱的工资，“可吉光呢，每月三、五块钱也不一定能挣来。”

“我看上的是人，不管大户、小户，也不管他能挣多少钱。”红杏说，“于汉甲就算是每月挣一百块，我也不稀罕。”

大户、小户红杏不在乎，挣钱多少也不在乎，和吉光比、汉甲还有啥优势呢？叶大树忽然想出了一句劝解红杏的话，“你看人家汉甲，长得白白净净的，脸上连个痦子、痣子都没有；你再看看吉光，满脸黑乎乎的不说，右腮上还有一溜疤。红杏啊红杏，你到底相中了吉光哪一点呢？”

“俺……俺不敢说。”红杏低下头，两手不住地扯弄着衣角。

“有啥不敢说的？说就行！”这事在叶大树心里一直是个迷。

“俺……”红杏满脸飞红、娇羞无比，“俺……俺相中了他腮上那一溜疤儿。”

咋就相中了他腮上那一溜疤呢？要解开这个迷，还得从头说起。一九五七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正在桑园外剜野菜的吉光，远远看见红杏隔着篱笆墙，正和看桑园的“瞎老婆儿”争吵。

园内的四十八棵桑树，原是地主罗武臣家的。土改时四棵为一个阄，让全村的贫下中农抓，有十二户人家交了“桑运”，成了这桑园的主人。红杏家就是其中的一户。

成立高级社后，人入社、桑树也得入社，高级社的社员都成了桑园的主人。葚子熟了的季节，社员们争抢着当护林员，社长不想得罪人，就搞了个公民投票，选上谁让谁干。社里的大家族有时能左右选票的走向，结果于方彪他爹顺利当选。他爹当选就意味着他娘也“当选“，老两口儿男的值夜班、女的上白班儿，轮流看管桑园。

于方彪他娘左眼长了个“萝卜花儿”，常在桑园四周剜野菜的吉光和红杏，暗中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瞎老婆儿”。

瞎老婆儿看管桑园出奇地上心，除吃喝拉撒外几乎不歇脚，一圈儿又一圈儿地围着篱笆墙内侧转，边转边往外看、捎带着往上看——往外看是提防孩子，向上看是提防鸟。看见摘葚子的就骂，看见啄葚子的就用长杆子戳。按说，伸到篱笆墙外面的桑枝就不该管了，孩子们踮脚扯住矮枝子摘几个也不能算偷，可瞎老婆儿宁可让葚子瞎了，也不想便宜孩子们。红杏就是为这事和她争吵。

“你个馋嘴妮子，剜菜到别处剜的，别围着俺那园子胡转悠。”瞎老婆儿长萝卜花的那只眼，有迎风流泪的毛病，乍一看象是气哭了，其实不是，只要风停了，她就不“哭”了。

“这四棵不是恁的，是俺的。”在十二、三岁的红杏看来，她家的四棵桑树不是归了公，而是被公家抢了去的。

“是恁的你叫答应它！”瞎老婆儿扯起系在怀扣上的一块粗布手巾擦了擦眼，“你这坏妮子那嘴还挺厉害来！”

“是恁的你叫答应它。”红杏用指头刮着伸出的下嘴唇说，“呸，呸，瞎老婆子不要脸，抢俺家那葚子树。”

“你个坏妮子还敢骂我来！看我不撕烂你那嘴。”瞎老婆儿把轰鸟杆子伸向篱笆外，在红杏的头顶上乱晃悠。

这时，站在桑园西南角的吉光拾起一块半头砖，冲着一棵桑树的树头儿扔了过去，只听“哐”地一声，伴随着砖头落地的是白花花一片葚子。

瞎老婆儿顾不上和红杏争吵了，拔腿就往西头跑。小脚女人跑起来看似很快，其实还不如大脚男人走得快。她边跑边骂，“是谁家那小私孩子到俺这里来发坏呀？你打下来又落不到园子外头，不是白打吗？打下来也是俺的，你一个也捞不着，馋煞你，馋煞你！”

就在瞎老婆儿骂着往西跑的时候，吉光在篱笆的掩护下，已猫腰从西头跑到了红杏身边。

吉光和红杏都是被关在校门外的孩子。在于家屋子一带，关在校门外的孩子比坐在教室里的孩子多得多，他们在“田间课堂”里只有两门课程：拾柴禾、剜菜。这也不能全怨当爹娘的狠心，整劳力都得下地挣工分，家里没有个拾柴禾、剜菜的，光指望社里分的那点点柴禾和粮食咋能做熟饭、咋能吃饱？在葚子熟了的季节，孩子们愿意来桑园周围拾柴禾剜菜，图的就是拾几个或偷摘几个葚子吃，不光解馋，还能充饥。

“吃几个了？”吉光问。

“拾了三个，摘了五个。”红杏朝头顶斜上方指了指，“我能捞着的就这一根儿枝子。”

“你今日咋来这么晚？刚才我偷偷钻过篱笆，爬到树上吃了个肚儿圆。”为了表明自己真的吃饱了，吉光故意往后折了折腰，使原本鼓起的肚子显得更鼓。

红杏羡慕地望着他，连咽了几口唾沫：“吉光哥，我饿得慌。”

“我上树给你摘的。”吉光脱光了脊梁，把褂子往草地上一扔说，“白褂子让绿叶子一衬，太显眼，不能穿。”

“万一让瞎老婆儿逮着咋办？”红杏拾起吉光的褂子，提着脖领顺了顺，放在了他的筐沿上。

“瞎老婆儿眼慢，和她走个两碰头儿也逮不着我。”吉光在篱笆边上东瞅西看，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往里钻。

围桑园的这一圈篱笆，是用一棵挨一棵的小刺槐树栽成的。树高限制在一米半左右，超高就砍、就剪，把树身子逼得乱枝横生，把最初那一圈儿“苗条篱笆”，生生给憋粗了。

说一棵挨一棵，是指最初栽的时候一棵挨一棵，但总有没栽活的。尽管缺苗的地方也有从两边横生过来的乱枝，但乱枝总是相对稀一点、空隙相对大一点。

吉光选了个大一点的空隙往里钻。钻的时候既得照顾上下、又得注意左右，稍不留心就会被棘针扎一下子。正当他为躲蔽眼前的几根枝条、猛地往斜上方一歪脑袋时，右腮不知被什么东西狠狠劙了一下，凭感觉不象是棘针。抬头一看，一根双股儿铁丝隐藏在枝叶之中，看来是专为中间缺一棵刺槐而拴上的。铁丝上密密麻麻拧着倒八字形铁丝爪儿，右腮就是被铁丝爪儿劙破的。

血从腮上往下流，流红了脖子染红了手，吉光不得不缩了回来。

红杏从筐中拿出好几棵青青菜揉成菜球儿，对着他那右腮使劲地捏，菜球上的绿水儿一滴一滴地往伤口上落，不一会儿，血就止住了。

“没事了。”吉光摸了摸腮，看了看摸腮的手，又一次来到篱笆跟前。

“别进去，我不吃了。”红杏攥住他的胳膊腕子往后拖。

“不要紧。”吉光甩开她的手，“你只要用镰把儿把铁丝往上抬一抬，我就能钻过去。”

红杏拿着镰凑过来时，吉光已爬到劙伤他腮的那地方，红杏用力一挑铁丝，他把头使劲一低，扭动了几下身子钻过去，爬到了一棵葚子树底下。

吉光上树比老人们走路慢不了多少，手搂腿夹、三蹬两蹿就消失在浓密的枝叶之中。

一把又一把的葚子冲着红杏站的地方飞落下来。虽然旁边没有人，但红杏拾葚子时的动作却象是跟别人抢似的。

不一会儿，瞎老婆儿从西头走过来了。她听到树枝上有动静，就顺着声响找到了吉光摘葚子的那棵树底下。

“嗷——嗷——”瞎老婆儿边朝树上喊，边作出轰鸟的架势。她误以为树上的动静是鸟啄葚子时发出来的。

吉光知道她把他当成鸟了，便学起了鸟叫。一会儿学“光棍儿多处”（麦收前后飞入当地的一种鸟，人们根据此鸟叫声的谐音给它起的名字），一会儿学“瞎爪爪子”（此鸟叫时发出爪——爪——的声音，很刺耳），一边叫一边让身子紧贴树干，借以把自己隐藏起来。

“嗷——嗷——”瞎老婆儿觉得光用嘴喊、用手轰已不起作用，顺手抄起了打鸟杆子。这杆子实际上应该叫戳鸟杆子，因为一打就会把葚子打下来。叫它戳鸟杆子也只是用它做了个戳鸟的动作、吓唬吓唬它，鸟如果真能让人戳着，那就不称其为鸟了。

瞎老婆儿拿着戳鸟杆子、一下儿一下儿地往树上瞎戳，差一点戳到吉光的腚上。吉光灵活地转动着身子，让树干挡住瞎老婆儿的视线，然后瞅准时机、猛地攥住了杆子头儿。

“这是咋啦？咋戳也戳不动、拖也拖不动了？是不是让树枝子别往了？”瞎老婆儿一边自言自语地喊、一边攥住杆子往下拽。就在她用尽全身力气往下拽的一刹那，吉光猛地一撒手，她一腚蹾在了地上。

“哎哟俺娘哎，可蹾煞我了，这些该死的鸟，我戳死你们！”瞎老婆儿坐在地上一直待到不“哎哟”了才爬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往西走，还没等她走到西头，吉光已从树上溜下来，从篱笆下钻了出去。

“还疼不疼？”红杏轻轻抚摸着吉光腮上的那道伤口。

“不疼了。”实际上是还疼，但吉光不愿意承认，“红杏，你吃饱了吗？”

“吃饱了，还剩下两荷包呢！”红杏看了看自己的一满筐菜，又瞅了瞅吉光的筐说，“我帮你剜。”

……

天“一擦黑儿”的时候，吉光挎着筐子又一次来到桑园篱笆下，用老虎钳子把劙伤他腮的那段铁丝、连剪带拧地弄了下来。

“狗日的，你让我伤，我让你死。”吉光对着铁丝说。

回家后，吉光在铁丝上找到曾劙过他那腮的铁丝爪儿，用唾沫擦洗去凝固在爪儿上的血迹，把它铰下来放到铁砧子上，抡起锤子狠狠地砸，直到砸成了碎片片儿。

于占吉收工回来，看到吉光脸上的伤，吓了一跳：“咋弄的？”

在爹面前，吉光讲了一半实话撒了一半谎，他只说偷葚子时让铁丝爪儿劙的，没说为红杏偷葚子劙的。

于占吉上细瞅了瞅说：“哟，劙得不轻啊！合口儿后会留下一溜疤。要是这疤在头顶上，还能让头发遮挡遮挡，在腮上就没有藏掖了。长大了找媳妇，人家是会挑咱这点儿小毛病的。”

吉光偷偷看了爹一眼，下意识地摸了摸腮上的伤口。

“吉光哥，还疼吗？”结痂后红杏问他。

“不疼了，有点儿痒。” 吉光说，“不光痒，还觉着这地方的肉皮有点儿紧。”

“呀，疤的颜色咋就比腮的颜色红呢？”每天和吉光出来拾柴禾、剜菜时，看看他的疤、摸摸他的疤，几乎成了红杏的一个习惯。

“这是新长出来的嫩肉，嫩肉就比老肉红。”吉光被她瞅得有些不好意思，一低头让疤离开了她的视线，“听俺爹说，经过三个三伏天，疤痕才能变得和周围的肉皮差不多一个颜色。”

三个三伏天就是三年，三年后吉光腮上的疤痕不红了；红杏再去看、再去摸他腮上的疤痕时，自己的腮却红了——她已长成十五、六岁的大闺女，她已变得爱害羞了。三年前摸他的疤，是盼着它早日愈合；三年后再摸他的疤，是以好奇为借口、让她的手和他的疤来一次小面积的“肌肤相亲”。从此，这种肌肤相亲就再也没间断过……

“你相中了他那一溜儿疤，就吃他那疤、喝他那疤吧，我这里不应许换号，你相中了白搭！”叶大树怎么也想不到、红杏竟会说出这样的荒唐话。气得他掏出“丰收”烟，吃了一支又一支。

叶大树不“换号”，急坏了于占吉。这一步迈不过去，下边的程序没法儿走啊！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个在他面前说话管用的人、过去劝劝他。找谁去呢？于占吉知道叶大树最尊崇的是大、小队干部，眼下他张口就能调得动的干部，只有外甥罗玉春。

罗玉春是于占吉他姐姐的孩子。早在玉春还未成人时，父母就先后离他而去，是于占吉帮他盖的屋、娶的媳妇，而他也把大舅、大妗子视为自己的再生父母。于占吉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四个孩子权当五个。

“大舅，你叫我去我不敢不去。”团支部书记罗玉春为难地说，“我这个大队干部是虚职，没有实权啊！”

“虚职也比你大舅这个‘无职’强。”于占吉说，“去碰碰运气的吧！办成了更好，办不成权当串个门子。”

硬着头皮来到叶大树家，罗玉春东扯葫芦西扯瓢，划圈儿、拐弯儿扯了半天，才慢慢扯到红杏的婚事上：“大树叔，孩子是你的、也是国家的，你想包办红杏的婚姻，就是违犯婚姻法、就是犯法呀！红杏是共青团员，她在婚姻自主方面理应给青年们树个榜样、起个带头作用才对”

叶大树听了半天没吭声，直到罗玉春不得不走时，他才不得不冒出了一句：“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罗玉春把叶大树“考虑考虑再说”的回话，传给了大舅。于占吉嘴上不言心里明：外甥跑的这一趟基本上和没跑一样。大小队干部中除了外甥、还能调得动谁呢？调于法子有点把握，可他是一队的队长，叶大树是二队的社员，两人不在“一个锅里摸勺”，去了怕是也白去。借吉明眼下这点面子，二队队长吴洪敏说不定也能调得动，可他宁肯换不成这个“号”，也不想去求他。

“大舅。”罗玉春又来了。

斜躺在铺盖卷上的于占吉懒得起身、也懒得看他：你既给我解不了难、又给我排不了忧，一趟一趟地往这里跑啥？

罗玉春凑到大舅跟前说：“我把咱那大队书记请出来了。”

“是吗？可了不得了，可了不得了！”于占吉蝎子蜇着腚似的翻身下炕，急着往门外跑。

“您慌啥？”罗玉春笑了笑说，“我去的时候他还没吃饱呢！”

“我不是没打算去求他，就怕咱这身份和人家差距太大、使不下这个面子来，让咱张开嘴合不上，闪掉咱那下巴颏儿啊！” 于占吉长舒了一口气。

“占吉哥，”罗三九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

“哎——” 于占吉应声出门，由于跑得急，差点儿让门槛儿绊倒，“三九兄弟，屋里坐、屋里坐！”

村里人一般不称呼大、小队干部的职务，按街坊辈儿该叫大爷的叫大爷、该叫二叔的叫二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称呼他们的职务。比如：“你看咱那书记办的这事儿，窝囊啊！”比如：“今下午都躺在家里睡大觉吧，咱那队长醉得狗熊不认铁勺儿、醉得不能敲钟了。”再比如：“这回不把咱那书记搬出来，这事儿怕是办不成啊！”

于占吉拖书记进屋、想推书记入座，书记站而不坐：“今上午公社里还有个小会，你没看见我推着自行车来的吗？”

“三九兄弟，公家事儿要紧。”于占吉赶忙说，“我那点小事儿啥时办也行。”

“你那点小事儿我已经办完了。”罗三九说，“办不完我到你这里来干啥？”

“三九兄弟，你是真行啊！”从不爱奉承干部的于占吉，手不自主地向书记竖起了大拇指，“你是咋把他动员通的？”

“我对叶大树说，婚姻是人生的终身大事，孩子们和咱认准的是‘同一个’更好，不是同一个就得依着孩子们。选对象要重人不重财，我看红杏就很有眼光，你在里头胡掺和啥？强扭的瓜不甜啊！我只讲了这么几句他就通了，他通了我就来了。”罗三九说完骑上车子就走了。

“大爷，俺爹同意换号了。”罗三九刚走，红杏就来了。

“红杏啊，你爹同意换号，我也不能直接拿着我那号、去换你爹那号。”于占吉说，“有媒人的理应媒人去，你俩是‘自由’上的，咱就该邀上个媒人去。”

“大爷，我早琢磨好了，”红杏说，“就邀上俺小奶奶吧。”

“咱能不能另掂对一个？”于占吉不愿意邀她，是嫌她的名声不好。

“大爷，让谁去也不如让她去合适。”红杏说，“因为俺爹最怕的人就是她。”

“对，对呀！我咋就把她的这一优势给忘了呢！”于占吉觉得这“一俊”满能遮她名声不好的“百丑”，“这回咱就邀上她。”

红杏所说的小奶奶，就是铁锁家、就是小果她娘。要想了解她，还得先从铁锁说起。

铁锁是随娘改嫁来到于家屋子的。来后不几年娘就病逝，病逝后不久他就有了后娘。干爹前窝儿里有儿（和前妻生有儿子），后娘后窝儿里也添了儿，他夹在中间成了多余的人。无儿无女的老农会主席吴学俭，一为他、二为自己收养了他。吴学俭供铁锁上学、帮铁锁定亲、铁锁这才娶来了“铁锁家”。

铁锁很孝顺，也很安分；铁锁家也很孝顺、就是有点不安分。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她不安分不光怨她，也怨队长吴洪敏——他愿意向她靠近，她因他是队长、也愿意靠近他，两人这么主动一靠，磁石凑到了铁蛋蛋儿跟前，“铛”地一声靠在了一起。

铁锁看见装做没看见，自己劝解自己、给自己消气。因为生气除了有害于身体，别的一点用处也没有。一个外来的野小子，哪敢惹有权有势的队长？

“果她娘，反正今年这个秋又涝了，生产队里没活干，我不如到临朐去换地瓜干儿的。”铁锁找到了一个想离家出走的借口。

“去吧，去吧。换来吃不了咱就卖。”铁锁家和吴洪敏正靠得热乎，想“支”他一直找不着理由——家里不缺粮也就没往换瓜干儿这方面想——不料他却替她找到了理由。

从一九六三年到六五年间，黄河三角洲一带连遭涝灾。三年“大自然灾害”刚过，又接上了小自然灾害，大多数人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想办法使塌下去的肚子——指望鼓起来恐怕不大好办——再和胸膛平起来。

平原地旱了丘陵地绝产，平原地涝了丘陵地丰收。从于家屋子向南走上四百来里路，就是大片的丘陵地，丘陵地上有个叫临朐的县，这几年地瓜大丰收。把地瓜晒成地瓜干儿储存起来，一年四季不缺吃的，社员们那肚子、个顶个和胸膛平了起来。

缺吃少穿时先顾吃，不缺吃的丘陵地上的社员们自然就想到了穿。缺吃的平原地上的社员们不顾穿了，带上家里当年分得的布票、带上早年存下的老粗布、带上眼下可以不穿的旧衣裳，纷纷到临朐换瓜干儿的。其实，有些人换来的瓜干儿并不全是临朐县的，但人人都给临朐“买好”，都说是从临朐换的。“到临朐换瓜干的”一时成了那个年代的“代名词“。

铁锁装上布票，推着装有老粗布和旧衣裳的胶皮车子走了，到临朐换瓜干儿的了。

一个月过去了铁锁没回来，两个月过去了铁锁还没回来。正当家里人为他担心时，“他来了”——来的不是人、是一封信。他在信上说，我刚到这里时遇见一老哥，他说你换瓜干儿来是吃、还是卖？我说头一趟换来吃，再往后换来就卖，反正在家也无事可干。他说你们那边来换瓜干儿的，有时转上大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换主；俺这边想用瓜干儿换布票、老粗布的，有时费上半天口舌也不能成交，我看你就做个这方面的经纪人咋样？既方便了互换双方，又能从中赚取点差价，不比你一趟一趟地推着胶皮车子“长征”强吗？我说这办法好是好，可我在这边既无熟人、又无住处啊！他说我连办法都给你想出来了，难道还不算是个熟人吗？我家的四合院闲着三口屋，别说你一个人，就是来上一个加强班也睡不到屋外头。听了老哥的话，我就在他家住了下来，这阵子的生意还真不错。小果她娘，咱那边要是再有来换瓜干儿的，你就让他们按信上的地址来找我吧，保险能随到随换。

在这之前，到临朐换瓜干儿都是男人们干的事，从外面打宿过夜的活女人们不敢去。有几个胆大的女人想出去闯一闯，家里的男人们想让她们去、又不敢让她们去，他们怕因小失大、怕抓住芝麻漏了西瓜。自打有了铁锁这个“中转站”，男人们都大胆地放行了。尤其是到了春、冬两季，男人们出去换瓜干儿就耽误了出河工，让闲在家里没事儿干的女人们去换瓜干儿，腾出他们的工夫到工地上挣工分、吃公家饭儿，这对一个小家庭来说，难道不叫“双赢”吗？

女人们带上布票、带上老粗布去了，推着瓜干来了；来了打上俩宿，到黑市上买足布票、老粗布又去了。女人们卖瓜干儿卖得手头儿上宽裕了，吃瓜干吃得面色红润了，凑成堆儿一提到铁锁，就连正在挠痒痒的也赶快停下、生怕耽误了竖大拇指。

活越干越熟，事越办越有经验，于家屋子的女人们买布票、买老粗布用不着去黑市了，卖瓜干儿也用不着赶集了，她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固定客户，卖布票、卖老粗布、买瓜干儿的，都暗中找上门儿来了。她们再也用不着提心吊胆地躲避市管员，市管所对她们来说形同虚设了。

换瓜干儿的女人们越换胆子越大，家里的男人们对她们也越来越放心。

让村里人没料到的是，在胆大的女人中出现了一个胆大过了头的，在放心的男人们中出现了一个放心不下的，这两个人就是于法子两口子。

刚开始时，法子家很正常，别的女人换一趟瓜干儿来回用五天、她也用五天；后来人家换一趟用五天、她用十天、用半月；再后来她干脆不来了，不来了也就不换了。最初，换瓜干儿的女人们还替她保密，说她受铁锁顾用、为他帮忙了，随着他俩关系的发展，想保密也保不住了，因为她已被他“顾用”到被窝儿里，帮他叠铺卷盖、洗衣做饭了。

有人说铁锁最恨的是于家屋子的生产队长，因为吴洪敏的媳妇早就到那边去了，想报复无从下手，就朝着法子家下了手。但大多数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法子家是送身上门儿，面对一个硬往怀里拱的小女人，哪个大男人也没有气力把她推出去。

身为一队队长的于法子，管全队的社员易、管自家的女人难。在一个炕上睡觉时都管不住她，在百里以外的炕上睡觉就更管不住她了。

爱和于法子闹的一社员问，咱媳妇还回来啊吧？法子面不改色——脸红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地说，也许到过年的时候就回来。

到了年底，法子家没回来，她和铁锁都托人给家里捎了些瓜干儿来。到了第二年年底仍没回来，还没等到第三年的年底、她和铁锁一同回来了。她是抱着孩子来的，她抱累了铁锁抱，从进村到大队书记罗三九家这短短的一段路，孩子就倒了好几次怀。

他俩是来和各自的配偶离婚的。同来的不光他们一家三口，还有铁锁的两个哥哥和他们所在大队的书记，这一次来的是一个“离婚团队”。

原来，铁锁在信中所说和“老哥”、就是他的亲哥；用于做“中转站” 的院落不是租赁的，而是他老家的院落。娘在世时就把老家的地址说给了他，反正爹早已归西，他也就没有急着去认家的打算。自从媳妇让他丢尽脸面后，他对于家屋子的留恋慢慢变淡，老家在梦中已频频向他招手，而“上临朐换瓜干儿的”，正好为他寻找老家提供了方便。

提到法子家时铁锁说，早在小果她娘刚对他不忠时，她就向他发出了“信号”，但他不敢“接收”。现在她把自己送到了他身边，他也就用不着再客气了。

大队书记罗三九当然愿意偏向本大队的社员，但《婚姻法》中“婚姻自主”四个字，让他想向向不了去，向不了去也就只能同意了。

法子两口子和铁锁两口子来到公社民政所，一人领得一张“离婚证书”后，“四口子”顿时变成了一对“准两口儿”和两个单身。

铁锁老家所在大队的书记，拿着从当地开的“准迁证”来到了公社派出所，大队书记罗三九把他的“两个兵”、乖乖地交给了他。

临走时，小果扑到她爹的怀里哭，法子的儿子老槐、扑到他娘的怀里哭，哭也无法挽回局面了，要是让他俩不哭了，怀中那吃奶的孩子，还不哭得满地打滚儿啊！

铁锁走了，街坊们不再给铁锁家叫铁锁家了，都叫她小果她娘。

铁锁走了舍下她娘儿俩，法子家走了舍下他爷儿俩，这让小果她娘很自然地想到了于法子。拿吴洪敏和法子比，吴洪敏的嘴比法子的大，眼比法子的小，鼻子比法子的塌，下巴颏儿比法子的长，只是家底儿比法子厚实。选择谁？嫁给谁？小果她娘一时拿不定主意。拿不定主意也有拿不定主意的便宜可赚，唉，先凑付着往前混吧！脚下说，能掌控住两个生产队长的，除了大队书记就是她了。

两个队长暗里都向着她，明里都不敢向她。有一次大队召开干部会，研究下拨救济款的发放问题，这可是只有大队书记和两个生产队长才能参加的干部会呀！在会上，吴洪敏不好意思提小果她娘，于法子也不好意思提，罗三九知道她家并不困难，也没提。两个人“不好意思”，一个人实事求是，这样就把她的名字排除在了救济名单之外。小果她娘从未吃过这样的哑巴亏，一气之下找到了驻村工作组的组长。

工作组正在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他们进村是来搞路线教育的。组长讲阶级斗争正讲到兴头儿上，对不在名单之内、擅自闯进会场的这个娘们儿很是厌烦：“你来干啥？”

“报告组长，俺孤儿寡母的挺困难，为啥没有俺的救济款？”小果她娘委屈得眼看就要落泪了。

“没有救济款你自家想法子！我可不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组长头也不抬地朝门外一指，意在让组员们把她“请出去”。

“想法子”三个字，让严肃的会场不再严肃，代表们想笑不敢笑，憋得直咳嗽。组长讲了一上午的阶级斗争理论，代表们这个耳朵里听、那个耳朵里冒，一句也没记住。惟有“想法子”三个字象长了翅膀一样，迅速被传了出去。从此，小果她娘每到一个超过三个人的场合，就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问乙，我缺钱花咋办？乙说想法子呀！丙问丁，我找不上媳妇咋办？丁说想法子呀！对话人的目的是想让小果她娘生气，可她听了不光不生气，反而暗自高兴。她认为这是工作组长和全体社员“作媒”，让她和于法子结合在一起。

经过多日的思考，她觉得应该“想法子”、不想吴洪敏：家底儿厚不应排在第一位，年轻漂亮才应是女人的最爱。

虽同意嫁给于法子，但小果她娘不想马上和他结婚。因为她一时还难以断开和吴洪敏之间的这根线儿。

由于小果的存在，小果她娘要想夜里常到两个队长家去，就得给小果找个做伴儿的。

明明是给小果找伴儿，小果她娘打出的旗号却只能是给自己找。

媳妇们是看家守门儿的，不可能长时间和人家打伙儿做伴儿。媳妇不行只能找闺女，可闺女们谁又愿意到她家来睡？那不等于穿着粉红衣裳往墨缸里跳吗？小果她娘求了十户人家，竟有十二个不愿意来的，因为其中的两户人家、各有两个“适龄”闺女。

小果她娘求的第十一户人家是叶大树家。

“小婶子，只要红杏同意去，我保险不拦挡。”叶大树不敢得罪小果她娘，

去求那十户人家时难过父母关，往往是闺女还没等表态，就被父母拦挡下了。这一次叶大树咋回答得这么干脆？他咋这么好脾气儿？这事还得从老农会主席吴学俭说起——

吴学俭得了送老的灾以后，街坊邻居们都来看他，最该来的叶大树却没来。要知道，叶大树当年能讨得地主的小老婆做老婆，可是身为农会主席的吴学俭从中做的媒。他糖没吃一块、酒没喝一盅，这媒人可算得上是一个义务媒人。叶大树口口声声说是党给了他一个老婆，这话虽不能算错，但“党”下头得有个具体办事儿的，帽子下头得有个人儿啊！

吴学俭临终前曾深有体会地对小果她娘说，地主、富农中也有好人，贫下中农中也有坏蛋，象叶大树这样的贫下中农，一点儿人心眼儿都没有啊！

小果她娘为此很生叶大树的气，可生气也是干生气，总不能硬拖着人家来看病人呀！

吴学俭病逝时，街坊们都来帮忙。帮忙的多得用不了，就都揣着手围在灵棚外、站在棺材旁，围着、站着也算是帮忙。不是不想帮，是不忙。

小果她娘在哭的间隙，瞅遍了所有来帮忙的街坊、不见叶大树在场，气得她一抹眼离开灵棚、穿着一身孝服来到了叶大树家。

叶大树正在院子里喂儿狗，小果她娘走过去捏住他的一只耳朵，把他低着的头扯得抬了起来：“你那脚步咋这么值钱呀！你爷爷都咽气了，你他娘的还有心思喂狗，你那良心都让狗吃了！”

“小婶子，我这就去。”叶大树自知理亏，不敢有一丝争辩。

“你去我还不想用你来！”小果她娘把一口带痰的唾沫，“噗”地一下喷到了他脸上。

打这以后，叶大树一见到小果她娘就点头哈腰、就不笑装笑，象卖虾浆的见到了市管所长。如今“市管所长”求到了“卖虾浆”的门儿上，他能不尽力而为吗？

“红杏，你小奶奶来叫，你就去吧。”叶大树觉得仅仅是不拦挡还不够意思，应当主动劝闺女去才对。

“小奶奶，别说您亲自来叫，就算是俺小果姑来叫、我也去。” 红杏想借此机会弥补一下爹的过失，“学俭老爷爷是对俺家有恩德的人，俺除了在这种小事儿上能帮帮您的忙，别还有啥用处？”

就凭这句话，小果她娘和红杏成了好朋友。难怪于占吉打算邀媒人时，红杏最先想到的就是她这个小奶奶。

“红杏啊，请你小奶奶作媒不能让你去，那样做不礼貌，我得亲自出马。”在去小果家的路上于占吉想，多亏红杏提醒，对于叶大树来说，找个他怕的媒人、比找个会巧说的媒人更合适。

受男家头儿委托，小果她娘拿着于占吉递给她的红纸条儿，来到了红杏家，那红纸条儿上写着：于占吉　号　永祥。

于占吉原本没有“号”，“永祥”是他费了半天工夫刚起出来的。村子里不光于占吉没有“号”，人人都没有“号”。等到儿大女大准备成家、需要走“换号”这道程序时，当爹的才不得不“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为自己起个“号”。

“号”是以本人“名”的含义为依据起出来的。比如于占吉“号”永祥：既然他“占吉”，能不“永祥”吗？

现如今起“号”就是为了应付“换号”，等儿女们换完了“号”，当爹的也就把自己的“号”忘个差不多了。“号”就象人的阑尾一样，虽早已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但仍留下一个小尾巴。

叶大树从小果她娘手里接过红纸条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知道，收下这张红纸条儿，就等于推出于汉甲，收下了于吉光。

“换号、换号嘛！你光收下于占吉的‘号’，不把你那‘号’递给我咋行？”小果她娘手面子朝上，冲着叶大树伸了过去。

“我……我还没求人去写呢！”叶大树犯了难。通常街坊们遇到这种事，不是求于占吉、就是求于方忠。现在于占吉成了他的亲家，于方忠是于汉甲的亲大爷，求谁都不合适。

“还是让于占吉写吧。”叶大树琢磨了半天，作出了这一无奈的选择。

“把你那‘号’说给我。人家知不道你那‘号’咋给你写？”小果她娘明知他没有‘号’，故意难为他。

“我哪有‘号’？就让他现给我起个吧。”叶大树说，“起个啥就算个啥。反正他娘的一辈子就用这一回。”

“小婶子，还得麻烦您跑一趟。”于占吉为叶大树起完号、写完号，又递给了小果她娘，“您把这红纸条儿送给他，通过他的手给您、您再给我，才符合程序。我写完了直接放在我这里，那就不叫‘换号’了。”

“拿回去吧。”也许是大字识不了几个的缘故，也许是有气没处出的缘故，叶大树从小果她娘手里接过红纸条儿，连看都没看，就又递给了她。

小果她娘拿着红纸条都快出院门了，叶大树又觉得不问问有点亏：一辈子起这一回、用这一回，总该知道“老哥贵号”呀！

“小婶子，他给我起了个啥‘号’？”叶大树追了出去。

“根茂。”小果她娘扔下两个字，头也不回地走了。

“根茂个球！”叶大树冲着于占吉家的方向骂了一句，“去你娘的，胡编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