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二公中所谓的大就是,一大二公中所谓的大就是.

我是上世纪30后，是“人民公社”（以下简称公社）经历者。我有幸读了钟建民先生洋洋洒洒的大作《驳“人民公社的历史教训主要是什么？”》对文中所涉及的某些观点不敢苟同，特提出来与钟先生商榷。

其一，钟先生笔下的人民公社体制那么好，为什么1983年被改制为乡镇呢？这是经过前几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实行“三制一包”就证明了这一政策好。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穷，百姓穷，连搞原子弹的人员都吃不饱，可是经过1961年实行“三制一包”、“四大自由”之后，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就恢复了元气。如果刘少奇、邓小平不被打倒，这个政策继续执行下去，中国的小康社会的实现至少提前十年。这就有力证明公社体制不如农业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所以，公社被改制是理所当然的。

其二，关于突出政治问题。名都阳光的文章说，公社时期“任何时候都要突出政治，叫狠抓私字一闪念”。钟先生却说：“作为过来人，我却没这种感觉。突出政治主要在干部会议上讲讲吧，与社员种地，多打粮食有多少关系？人民公社时期的基本路线是‘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却没有你说的突出政治之类的方针。”当时国家总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不是政治？1960年提出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十年浩劫时期发展到顶峰，搞“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早上起床后、吃饭前，都要拿着毛主席语录，说三遍 “要斗资批修”，背几段毛主席语录，或唱语录歌，或读“老三篇”，还要举手宣誓：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后还要祈祷“毛主席万岁，林某身体永远健康”。那时政治挂帅无处不在，农民拔掉一棵草、多打一粒粮，工人生产一个零部件，学生学习一个字，都要上升到是为共产主义、为全人类解放，还是为自己的政治高度。在这种浓重的突出政治的氛围里，谁敢不随波逐流？否则，就会被戴上反革命或右派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凡是经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会刻骨铭心。钟先生作为过来人，怎么会“没感觉”呢？钟先生既然用“没感觉”否定了这一历史事实，却又在下文中写道：“适当的批判妨碍集体经济生产的私心杂念，有什么不恰当吗？”上文用“没感觉”加以否定突出政治，下文又承认有斗私批修、突出政治，还能自圆其说吗？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现在还有八、九十岁的经历者在，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不是钟先生轻描淡写、煞有介事的一句“我怎么没感觉”能抹去的。

其三，钟先生认为，公社体制没搞平均主义，“一大二公”不是吃大锅饭，实行工分制就是明证。实行了工分制就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吗？那时生产队是“人七劳三”或“人八劳二”，即是一年劳动果实的七成或八成按人均分配，以此来体现“公”字的精神。钟先生所赞扬的公分只在劳动成果的两成或三成里发挥作用。你还能说公社体制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吗？

其四，钟先生以人口的增长来证明公社体制的优越性。他说二十多年里，人口增长了三亿。人口增长与否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它涉及到社会制度、经济水平、人的素质等诸多因素。不能单纯的拿人口增长的快就证明公社体制的优越。例如，日本二战后人口就增加的很快，能说社会制度的优越吗？我国2022年底人口负增长，你能说现在的社会制度不好吗？

其五，钟先生为了证明公社体制的优越，文中两处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以及劳动者所有权的论述：只有集体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化才能提高劳动者对劳动所有权力，才能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才能提高劳动者所有权的基本要求。还说：要全面体现劳动者对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只有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它客观上体现了社员对劳动所有权的利益要求。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原理来看，人民公社的大集体的经济体制恰恰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社员单干，除土地属集体外，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私有后，无论生产关系还是生产资料，都与公社体制背道而驰。农民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动性使粮食连年大丰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硕果有目共睹。

另外，我想对那些抱着逝去的事物不放，大加赞扬的人说几句题外的话。怀旧本无可厚非，但不尊重历史事实，颠倒黑白就不对了。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个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某些红利的，在感情上总是对过去放不下。例如，我们这里有一位老人，孙子、孙女上大学，他出门坐轿车，住的是二层连体别墅，吃的是大米白面。他家就是说改革开放不好。原因是过去他家吃纯地瓜面的窝头，别人家吃的是地瓜面拌野菜的窝头；地主富农走路低头，他走路昂头，多光亮！

前段时间，曾看到一篇批评莫言反映六、七十年代吃不饱饭的文章说：六、七十年代多好，没有讨饭的，看病、上学不花钱。莫言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像这种无中生有、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人，既是幼稚，又是无赖！

还有的人，涉及到身份等诸多因素，不愿说改革开放不好，就对逝去的东西唱赞歌，真是可笑。

钟先生告诫他人说：“那些典型的基本原理，更需要结合实际，来运用这些基本原理。”请钟先生用自己的镜子照照自己吧。钟先生如果有诚意，想真正认识公社体制下农民生活如何，趁还有见证者在，去安徽省凤阳小岗村、亳州、河南东部的永城搞次调查研究吧。走走、看看、听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里的百姓饿死多少？村里有多少讨饭的？你就会有“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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