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麟/文
【作者简介】——杨辉麟 藏族名玛米多杰(ma-mi-rdo-rje),1952年生,重庆铜梁人。1969年12月入伍,1970年3月进藏,1971年6月加入共产党,1996年12月退役。军旅作家,文化领域创作者,已出版《西藏东南角》《林芝军人》等书17部。
工作,从打字员开始
1970年4月10日,新兵分配了,我被分到了林芝军分区司令部军务科当打字员。当打字员,正应了新兵连康杰指导员说的那句话:“另有安排”。当打字员,就是所谓的“另有安排”吧!我很幸运,这打字员可不是随便就当的,当过打字员的都知道,应该是百里挑一吧,几百新兵挑一个,一要看长相二要看表现。真的!
当时我们分区对外称“藏字406部队”,给亲戚朋友写信都是用的这个地址;对内叫拉萨军分区,就是现在的林芝军分区。若是那个年代在这个部队呆过的人都知道。军分区司令员叫陈国礼,四川苍溪人,老红军。政委叫梁超,看上去文质彬彬的。
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直属队驻防林芝,部队驻守米林、墨脱边防一线。还要管辖11个武装部:林芝、墨脱、米林、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林周、堆龙德庆、当雄、曲水和尼木,防区从东到西长达上千公里。
第一节 我的领导我的科
军务科主要是负责部队行政管理、兵员调动等工作,直接管理保密室和打字室。当年我在军务科接触过的有12个人:副科长1人,参谋6人,保密员2人,打字员3人。
副科长杜继先,天津人,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标准的普通话,身体不太好,常年在内地治病。表面看,他很威严,实际上对部属很关心,大家都很尊重他。他生病时,我还给他煎过“二面黄”呢(豆腐做的)!据说他曾经是十八军的打字员。
副科长赵纯江,1959年兵,重庆大足人。分区老一辈的打字员。他是从作训科调来的,很年轻的一位副科长,后来当了科长。他工作认真,对下属要求严格,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苛刻,我记得孙瑛打错了一个字就挨过他的严厉批评。若单从能力讲,就是给他一个司令当也没问题,可就是有点背,时运不济啊!
参谋王松山,军务科老参谋,1955年兵,河南人。爱抽烟,一支接一支的抽,就连去饭堂打饭的路上嘴里都叼着烟卷。还喜欢包饺子,那年头多是素菜馅的,我常去他家,“饺子下酒,吃了还有”,就是他说的。
参谋曹正孝,军务科老参谋,重庆市人。我到军务科就与他住在一个宿舍,后来他任过武装部干事。他对我特别关心,1970年十二月份我在一一五医院住院时,他偷偷给我带了好几本小说,至今我记得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林海雪原》……这些书在那个年代是禁书,美了照顾我的那些护士们,她们有书看对我照顾也特别上心,你懂的。
参谋康泽元,军务科老参谋,和邓小平是老乡,四川广安人。对人和气,举手投足都有军人那种气质。他常带我到尼洋河去钓鱼,有一次回来我腿上还掉了一层皮。他军事技术好,当过分区教导队队长。
参谋宋吉发,1963年兵,四川遂宁人。他最大的优点是敢于直言,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就“噼哩啪啦”的发一通,不怕得罪人。办事风风火火的,对人特别好,有人缘。
参谋刘登信,1963年兵,和宋参谋是老乡,也是四川遂宁人。从墨脱边防部队调来的,工作热情高,干劲足,领导分配他什么工作,交待要办的什么事情,他会认真的去办,说话轻言细语的。后任过武装部参谋。
参谋甯俊武,1968年兵,四川简阳人。从下面部队调来的,人年轻,科里很多杂事都是他顶着干,公差勤务也少不了他——农场收麦子、助民秋收、修水渠搬砖石……都有他的身影。
保密员张仲全,1968年兵,四川简阳人。我到军务科的时候,他就在保密室工作,不太爱说话,有点刻板,后到西线墨竹工卡武装部当干事去了。
保密员施尚贵,1968年兵,四川简阳人。在家时当过乡村教师,字写得很漂亮。他当兵时分在警卫班,是陈国礼司令员的警卫员。我与他关系最好,喝茶都是一个茶缸;我写的字,还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后来当参谋,调军区军务处当处长、昌都分区副司令员,再后来又回到我们分区当司令员。已于2019年去世了。
打字员赵新民,我的打字师傅,1969年春季兵,甘肃人。他是干部子弟,父亲是天水公安局长。他有点那个……不爱洗衣服,我见他衣服穿脏了扔到床铺下面的盆里,所有的衣服穿完了,又从床下盆里捡干净的衣服,再穿,实在没法穿了,才一起端到电影发行站门前那口井边去洗。遗憾的是得肝病,早早的就去世了,才二十几岁呀!
打字员孙瑛,打字室第一代女兵,没想到女孩穿上军装还这么好看。我的打字师傅,1969年冬季兵,天津人。她是干部子女,父亲是西藏老兵,参加过六二年中印反击战。她既文静又沉静,办事利落有主见。工作需要,后来调去陆军一一五医院当护士了。
打字员胡安生,1970年冬季兵,重庆忠县人,从墨脱新兵连挑来的。不客气的说,我应该是他的师傅了。他人很帅气,至今与我的关系都很好——兄弟。他学习刻苦,有一股拼劲,干什么都要弄个究竟。不服输,当过侦察排长和侦察参谋。
第二节 我的战友我的室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1970年4月11日进军务科打字室,到1973年4月15日去侦察科,在分区打字室呆了整整三年时间。这三年时间,名义上是在打字室,实际上又去了拉萨支左办公室,又去了西藏军区和自治区举办的外语训练队。
⊙分区三代打字员近照:赵纯江、赵跃光和笔者
㈠打字室的日日夜夜
到了军务科,科里为我开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我心里暖暖的。随后,杜副科长给我上了第一课——传统教育。他首先讲了司令部的基本情况,讲了军务科的基本情况;继而又讲了打字室的历史,讲了打字室的现状,还讲了打字工作对军队工作的重要性。
停了一会儿,杜副科长突然问我:“你有什么打算?”
我立马站起来立正回答:“报告科长!在部队听首长的话,好好工作,义务期满就回家!”然后怯怯的望着他,副科长摆摆手,示意我坐下。说:“不要这么拘谨嘛,随便点。”他说:“听领导话是对的,好好工作也是对的。至于义务期满了能不能回家,不是你说了算,得听组织的。”
接着,副科长给我介绍了前几任打字员的情况——
保卫科干事陈大伦,是分区老打字员。工作认真,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还爱帮助人,对他有一种亲切感,大概都当过打字员吧。后来当了保卫科长、武装部政委。
组织科干事王立,是分区老打字员。我感觉他很会说话,对领导尊重,对下属关心。他仼连队指导员时,我在他那里还拿过一口装衣服的木箱。后来升任组织科长、武装部政委。
军务科孔保密,是分区老打字员。在保密室工作踏实,口碑好,我到军务科时,科里的领导和参谋们经常谈过他的好。身体有病转业去了地方——这个理由对那个时候的西藏兵来说——心知肚明。
写到这里,我倒想起了我后面的几任打字员——
陈常明,1972年冬季兵,四川荣县人。分区打字员,任过分区机要参谋,后来调到山南分区,当过武装部长。
秦守育,1973年冬季兵,四川中江人。分区打字员,当过保密员,很勤快的一个人,见啥干啥,但话不多。身体有病转业去了地方。
赵跃光,1974年冬季兵,四川武胜人。分区打字员。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在西藏境内翻过两次车,竟然没事。一次从军区接军犬回来,车子翻下了尼洋河,肝脏都成了“十”字型,可军区不问人咋样,只问军犬如何?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来是真的。他当过作训参谋、科长,后来任分区副参谋长、分区副司令员。
杜副科长给我上的第二课就是保密教育。在打字室工作,接触首长多,接触机关科室多,接触文件多,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保密,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这一定要把握个“度”。尤其是对干部的任免命令,政治部都要通过打字室打印,除了干部科以外,打字室是最先知道的,这是不能外传的,包括本科人员都不能泄露,一旦泄密,是要受处分的。说到这儿,副科长态度严肃了起来,语调重了很多。
杜副科长给我上的第三课就是纪律教育。他讲的内容很多,什么机关不比连队,要靠自觉啰。什么要多看多问多学,少说话多做事啰……每天早操、洗漱半个小时,天天读半个小时,雷打不动。还有生产,每个科都有菜地,吃的蔬菜全是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种:土豆、大白菜、莲花白、萝卜、菠菜、辣椒、小白菜……每人每年800斤,我们科都是超额完成任务的。
打字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背字盘。师傅赵新民给我一张字盘表,表里有最常用的汉字、标点符号和英文字母一千多个,汉字排列在中间,标点符号和英文字母排列在两边。要熟悉每个字、符号、字母的位置,并要牢牢记住,说到哪个字脑袋里马上就要知道那个字在什么位置。
除了字盘上最常用的一千多个汉字外,还有装在木盒子里的常用字三千多个。这三千多个汉字也是要知道具体位置的,一旦字盘上没有,马上就要从常用字里找出来。除了常用字外,还有备用字、生僻字上万,最常用字和常用字没有的,就在备用字和生僻字里面找,都有列表,按偏旁字首,很好找的。
最要命的是这字盘是倒着的,对字盘的汉字、符号、字母,也要倒着看、背。到后来,脑袋里装的汉字都是倒着的,看书倒着看比顺着看还麻利。到了这个程度,十天过去了,可以上机操作了。
打字室有三台打字机,一台新式的,档次比较高,看着很舒服,这台打字机是师傅赵新民操作的,分区的主要文件都在这台机子上打的。还有两台老打字机,分别由孙瑛和我掌控,我们主要打印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件和图表之类的。
打字室打印的文件有指示、通知、通报、总结之类的,凡是上送或下达的文件,都要通过我们打印,工作量很大,经常加班加点,节假日都很少休息。尤其是那个年代政治性文件特别多:最新指示、两报一刊社论,随时送来随时打印。尤其是社论,一般都是深夜送来,这是大事,不能含糊的。
打字室那台油印机,很普通的一台油印机,负荷量很大,这边在打字,那边在油印。我对油墨老是掌握不好,不多就少,多了成了黑坨坨,少了不清楚。对油印机的掌握,孙瑛最在行,大概是女人的心细腻,她印出来的东西就像她人一样——干练利落!
打字机和油印机像人一样,也很脆弱。林芝夏天很舒适,打印出来的文件也顺眼。冬天就不行了,太冷汉字敲上去弄不好就断了,油墨干裂印出来的文件模糊。为了便于工作,打字室要生火,柴禾怎么办?没有车,我们就自己上山扛……
㈡我呆过的支左办
1971年4月8日,晚饭后我在分区操场上碰到了鲁之东司令员,他问我:“打字室的小胡能独立工作不?”我回答:“可以。”说完司令员就走了,我也不知何意。回去我就问保密员,他也猜不出是啥意思。
5月4日,王松山参谋通知我去拉萨支左办公室工作,说那里需要一名打字员。因当时杜继先副科长回内地治病去了,军务科由王参谋负责。听说去拉萨,我心里真还有点激动,有点意外。当兵一年多了,机关经常有人员去拉萨出差或开会,听他们摆了不少拉萨的事,也想有一天去看看达赖喇嘛住的地方。自己真要去了,能不激动吗?!
5月6日早饭后,我和米林营的胡参谋(河南人)坐分区到拉萨的苏式嘎斯车。因我不熟悉,科里王参谋特意交待胡参谋,到拉萨后,将我送到支左办公室。那时车况不好公路也烂,晚上在工布江达前面的松多兵站住宿。第二天在格桑兵站吃午饭,下午太阳很大,过了达孜远远的隐隐约约的就看到了布达拉宫的影子。越走越近,越来越清晰,宏伟、壮观!
拉萨,自治区首府,西藏的佛地,海拔367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城,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这里阳光明媚,气候宜人,日照时间长达三千多个小时,有“日光城”之称。现在的拉萨通飞机通火车,成了旅游胜地和避暑胜地。
拉萨支左办公室座落在拉萨市委大门对面,拉萨市生产指挥部大院内的一幢藏式楼房里,那个地方叫河坝林。楼房平顶,三层,楼房下面还有几间藏式平房,很别致,极有西藏地域的建筑特色。
拉萨支左办公室是西藏拉萨军分区的一个行政机关,相当于司令部或政治部,当时称司、政、后、支,四大机关。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产物,当时为了适应三支两军的需要而组建的。我记得我们分区司令员鲁之东,就是拉萨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拉萨支左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拉萨市的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工作,负责拉萨市支左人员的行政管理、组织调动等。支左人员和办公室人员都是从部队各单位抽调的,还有拉萨三零八炮兵团和八一尼西通信团的人员,以我们拉萨分区为主。
支左办公室主任牛振峰(副师职),河北人,1948年兵。他当兵时间长,对部队感情深,对部属很关心,大家都很尊重他。他任过墨脱独立营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后来任分区副政委。
政工组组长龚明德(副团职),成都人,是从军区政治部调来的,对人和蔼可亲。老政工人员,对情况很熟悉。他妻子在拉萨市新华书店工作,我在那里买过不少好书。后来回分区任政治部宣传科长。
后勤组组长孙祥福(副团职),江苏人。他是从墨脱部队调来的,任过墨脱独立营副政委。他工作很负责,身边总是带个小本本,一开会就从兜里掏出来摆在面前。后来回分区任后勤部政委。
行政组组长罗安忠(副团职),1959年兵,重庆大足人。他是从墨脱部队调来的,任过墨脱独立营副营长。他对行政管理工作抓得很紧,对生活制度要求很严,亲自带操跑步,口号喊得“嗷嗷”叫。后来回分区任司令部管理科长。
干事唐振群,1963年兵,四川遂宁人。从分区宣传科调来的,以前在墨脱部队工作。对人很客气,喜欢打篮球,别看个人不高,在篮球场上钻得可快了。后来回分区宣传科当干事。
参谋张光满,1965年兵,重庆江津人。他是从分区特务连调来的,电台报务主任。他为人和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与大家的关系很融洽,我喜欢和他说话,也许是重庆老乡的缘故吧!
干事王生银,1968年兵,甘肃人。他是从分区步兵连队调来的,负责管理支左办公室的财务。工作积极、主动,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回分区后仼政治部宣传科干事。
驾驶员谢必春,1969年兵,四川遂宁人。是从分区汽车排来的,开的是苏式六九车。他人缘好,技术棒,一次我们从拉萨八一农场买菜回来的路上,车子右边一个轮胎跑飞了,他开着车子照常跑……
支左办公室除了上述这些人以外,还有八一尼西通信团的周主任(电台报务主任),三零八炮团的金连长。我们就餐在拉萨市生产指挥部食堂,部队将每个月的伙伴费发给我们,我们买饭票吃饭,每个月都有节余。
我记得支左办公室最厉害的就是每个人基本上都有一部自行车,不是“永久”牌的就是“凤凰”牌的,出行很方便,抬腿就走。我那时候的工作量不大,打印的文件不多,自行车练得可“溜刷”了,随便可以骑着自行车在地上捡硬币,厉害着呢!
星期天,我们支左办公室的几个人就约起去逛布达拉宫,第一次去,还是很惊奇的,也很震撼。逛布达拉宫的人不多,没有门票一说,在里面可以随便走随便看。还可以到处拍照,遗憾的是没有相机。红宫,白宫,灵塔殿,金顶,逛了个遍,感觉年代久远,很陈旧,远没有现在看到的布达拉宫漂亮!
随后的节假日我们又依次去了罗布林卡、大昭寺、小昭寺、哲蚌寺、乃穷寺、色拉寺……将拉萨市内所有的寺庙都逛了个遍。还有八廓街,当年拉萨最热闹的地方除了八廓街就是市中心的百货公司。
走进八廓街,酥油味特别大,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以上的藏式楼房,用石灰粉刷墙,用黄泥土盖顶。远看,八廓街就像一座古城堡,气势雄伟、威武还庄严。近瞧,八廓街又似一幅水彩画,大街小巷穿插其间……
在拉萨支左办公室呆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期间还有两个小插曲:
一个是拜拉萨市歌舞团的笛子高手普布次仁为师,学习笛子吹奏。读小学时我就喜欢摆弄笛子,也能吹奏一些歌曲。但技艺不精,老是吹奏不好。后来经过普布次仁指点,大有长进,吹奏得还是有板有眼的。
二是星期天在拉萨市百货公司买了2斤虫草,10元一斤,装了一挎包。拿回去后,晚上想想:我的津贴一个月10元钱,20元钱,两个月的津贴,觉得太贵了。第二天又去找在百货公司的支左人员,将虫草退了,那时的我真傻!就是现在,我也不认为虫草有那么大的功效,好多都是人们夸大了虫草的功效,“吹”出来的!
第三节 我的同学我的队
1972年春节后,就有消息传出拉萨支左办公室要撤销,而正式撤销是在1972年的8月份。在撤销之前,通信团和炮兵团的人员就先撤回去了。这个时候,支左办公室基本没啥文件可以打印了,我也准备回分区了。
5月份,我后来的科长康同玉,到军区参加侦察情报工作会议。侦察处要从分区抽人帮助整理兵志资料,康科长给分区打了电话后就让我去侦察处帮助工作。并告诉我,任务完成后就回分区侦察科,因为我当时还是军务科打字室的兵。
侦察处可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当时的处长姜洪泉,山东人,个子不高而那些军区首长却常叫他“大个子”;他对部属特别好,先后当过军区副参谋长、成都军区情报部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司令员,还是中央委员呢!副处长刘永康,后来任军区副司令员。副处长李金殿,后来任军区副参谋长。还有副处长徐广立副处长陈炳,陈炳后来当了处长。
我记得当年侦察处分为三个组,第一个组是动向组,组长周述元,参谋有袁同堂、王明举、张存善(后调北京,出国当了大使)、张胜利、刘继银和我。
第二个组是侦训组,组长吴昇,参谋有刘儒恩、朱德明、李铁柱、达瓦、旺堆。
第三个组是翻译组,组长王鸿余,参谋有黄建泽、顾耀宗、梁应裕、何运苟、李柔慧、何桂好(后4人是华侨),还有兵志办的参谋徐达志、管仓库的参谋赵振雄。但我对处里的公务员刘帝平印象最深,他是四川仁寿人,很勤快的一个兵。
在侦察处三个月,长了见识。于1972年8月份又参加了西藏自治区和西藏军区联合举办的外语训练队,简称“外训队”,住在拉萨西郊西藏老区党委二号楼,那时叫自治区三所。那里有两幢楼,石头砌筑的,一号楼是十八军司令员张国华住过的,二号楼是十八军政委谭冠三住过的,后来这里就成为了自治区党校。
根据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和边防对敌斗争的需要,由西藏自治区和西藏军区联合举办了这个外语训练队。队长吴昇,陕西人,是从西藏军区侦察处调来的。管理员唐吉昌,是从拉萨高炮团调来的。政治辅导员张存善,是从军区侦察处调来的。英语教师程芳芸,是从自治区外事处调来的。英语教师顾耀宗,也是从军区侦察处调来的。尼语教师周自元,是从自治区外事办调来的。喔,尼语还有一位林老师和曹老师,名字记不住了。
外训队学员分别来自地方和部队,共有60余人。地方学员是自治区有关部门从地方招收的,大都是年轻学生,有朝气。我记得的有高阿青、曹晓渝、杨惠玲、路晓华、孟黎莎、刘光敏、赵莉、张晓亚、瞿建华、王建新、包渝鸣、柴炳珍、戴刚……脑子里还是那个时候的影像。地方有个学员叫杨惠玲,我叫杨辉麟,字不同音相似,第一次上课,程老师点名,我俩同时站了起来,见状同学们都笑了。
部队学员是西藏各部队挑选的,一个单位两人。还有军区首长身边的人——邓光明,军区天宝政委的警卫员;小廖,军区张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我们分区除我以外,还有一个叫秦怀模,他是分区特务连的文书;我们战友50周年聚会,还见过面的。其他的部队战友如邓光明、温国栋、杨政发、邓孝仕、杜全禄、许本成、许胜利等至今也未见过面,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呢?
学习过程中淘汰了部分学员,还有部分学员未待毕业就补充去了自治区办公厅机关,能坚持下来的都是精英,后来这些学员都成了自治区和军区的外事骨干。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无怨无悔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为西藏外事、旅游、海关、外贸、公安、教育和军队情报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知道的瞿建华就任过自治区外事处处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汪昌琪为四川双流法院副院长,张卫明为拉萨海关关长,邓光明为军区翻译队队长,秦怀模为军区翻译队教导员。魏述明在昌都分区当了侦察科长,1980年成都军区举办侦察干部培训,学习特种照相和汽车驾驶,我和他又在一起训练,缘分啊!
外训队教学分为两个班授课,即英语班和尼语班。行政管理按部队系列编为2个排6个班,英语排有4个班,排长是刘保山(已去世),来自昌都分区的,班长除我以外,还有邓孝仕、魏述明和杨政发。我走后,秦怀模担任班长。尼语排有2个班,排长是苟永水,班长有杜全禄和郑彦学。苟永水给我的印象最深,老觉得他那军装从来没有穿抻透过。教材是由自治区外事办的徐承廉老师编写的,从字母、单词、语法开始学习,循序渐进。
后来,英语班的同学去北京和南京继续完成学业。他们于1973年9月分三批分别进了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和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经秦怀模回忆,去北京外语学院的有刘保山(已逝世)、安莉莉(已逝世)、邓光明和秦怀模等人。
经戴刚回忆,去北京外交学院的有戴刚、曹晓渝、杨惠玲、孟黎莎、刘光敏、路晓华、赵莉、张晓亚、柴炳珍、包渝鸣、王建新、张建荣等人。经温国栋回忆,去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的有温国栋、许本成、杨政发、邓孝仕等人。
英语班的学员去北京外院后,尼语班就搬到自治区外事处继续学习。结业后,学尼语的部队学员回部队了。地方学员张卫明、林万里、钟学军、林华杰去了外贸,瞿建华、邓珠甲永等人留在了外事处,叶春英去了公安厅,李修余去了日喀则外事办,郭僧保去了樟木口岸……
我在外训队大约学习了半年时间,于1973年初就回到了原单位。当时分区司令员鲁之东在军区开会,住在军区一所。我去看他,他问了问我的学习情况,说:“回部队吧,那里更适合你。”说话间他就给姜洪泉处长打了一个电话。待鲁司令员开完会后,我就坐他的车子回到了林芝。
∥我是@读走西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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