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是中央军的小说推荐知乎，主角是中央军嫡系的小说？

塑造鲜明生动的民间抗日英雄群像

——读王建川长篇小说《董家岭》

李 毅

董家岭是一个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有400余年历史，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古村落。作家王建川偶然来到这个古村落，在口渴讨水喝时与村民聊天，听到1936年红军东征曾有一支队伍来过董家岭，在村里发展了兵员却没有带走，作为革命火种留在当地。他就利用这个“线头”，把自己通过县志了解到的本县抗战时期故事和人物有机地穿插起来，经过艺术加工，写成这部长篇小说《董家岭》，实现了自己“在五十岁前整点东西出来”的愿望。

长篇小说被称之为“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学高端成就的文体”，所以几乎每个作家都把写长篇小说当做文学创作之路上的大目标。据说全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已经数以千计，其中真正“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学高端成就”的当属凤毛麟角。尽管如此，长篇小说创作的积极性仍然十分高涨，越来越多的实力派作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长篇小说的写作之中。长篇小说写作的风生水起，已经持续近30年，至今没有呈现丝毫衰颓迹象，有人把这样一个文学时代称之为长篇小说时代。《董家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一部作品。

体量巨大的长篇小说文体，能够对时代、社会、人性、历史乃至于人类的存在作出全面立体的深刻描摹与表现。《董家岭》所表现的是八十多年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山区村落，来自不同政治势力的民间武装力量自发组织起来投入抗日。他们抛弃偏见，消除隔阂，不畏流血牺牲，聚集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地抗击侵略者。小说从1936年初春“红军来到董家岭”写起，基本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董家岭的抗战故事。在红军留下的两名伤员带领下，以新发展为红军战士的包括赵家父子俩在内的当地村民为基础组建一支抗日队伍。

他们在首次参加的东条子阻击战中遇到与上级失去联系的中央军一个排，双方合并为一个游击队之后，在开展游击战的过程中逐步吸收从前线溃散的晋绥军、川军士兵，又解救了一批被俘后在日军控制的煤矿井下当劳工的中国军人。这支队伍在八年抗战中坚持与日伪军及土匪开展顽强战斗，同仇敌忾抵御外侮，自身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他们的行动还得到当地开明士绅经济上的鼎力相助和民众的多方面积极支持。董家岭这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古村落，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充满了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精神，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小说努力塑造民间抗日英雄群体的光辉形象，宣扬他们不屈不挠的勇敢奋斗精神，无疑是一部成功的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作品。

众所周知，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一个艺术要素。尤其是对一部长篇小说来说，能否相对成功地刻画塑造若干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乃是衡量其思想艺术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读者对于读过的长篇小说，故事不一定记得了，人物却鲜明地留在脑子里，那个小说就成功了，留在读者脑子里的人物形象就变成一种典型。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很多，远的且不说，新世纪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都梁的《亮剑》，其中塑造的李云龙这一典型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已经作为一个独具个性的军人形象深入人心。不知道王建川是否读过这部小说，但他在本书的《后记》中说，根据《亮剑》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他就“看了不下十遍”。可以明显感到他创作《董家岭》受《亮剑》影响颇深。

《董家岭》这部小说与众不同的是，没有像《亮剑》那样集中力量去刻意塑造一两个处于核心地位的“主角”，而是写了数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其中具有鲜明个性的主要人物就有十余个。他的目标是在小说中塑造鲜明生动的民间抗日英雄群体形象。

王红祥是书中唯一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是这支抗日武装的最高指挥者和这个群体的杰出代表。小说借另一个人物陈剑萧之口对王红祥做出“敢担当，重情义，有远见”的评价，可见他是一个合格的军队指挥员。他从一名红军班长起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与他所带领的队伍一道成长。身为最高指挥者几乎参与了所有军事行动，但他终究没有成为李云龙式的人物。

或者说作家没有打算把他写成李云龙式的人物。一直担任最高职务的王红祥不是一个魅力型的领导者，也不具备神机妙算，决胜千里的谋略，但他尊重比他在军事指挥上更内行的人，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这支队伍中，陈剑萧曾经是中央军少尉排长，闫清涛是晋绥军骑兵连长，池峰毅是川军侦察排副排长，论军事素质，应该都在王红祥之上。让这些人信服并听从指挥是很不容易的，王红祥能充分发挥这些人在军事方面的作用，带领队伍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王红祥所带领的这支抗日队伍，有点像《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把很多有胆识的英雄好汉通过各种途径聚集到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经历。陈剑萧在带领部下打阻击战时被日军包围，凑巧遇上王红祥他们外出找八路军，在他们的支援解救下才突围来到董家岭。后来接受了王红祥的诚意挽留，双方合并后陈剑萧当上王红祥的副手。闫清涛的骑兵连本来是作为友军奉命进驻董家岭，在共同对日作战中与王红祥配合默契，关系逐渐友好，在晋绥军搞反共摩擦时同情八路军，干脆加入进来。李蛮牛原为深山里的猎户，为游击队当了一回打土匪的向导，就自愿加入抗日队伍。

尤大彪是个“借来”的炮兵，王红祥特别重视这个技术人才，为了留下他，甚至不惜编造他已经“阵亡”的谎言。池峰毅是被日军俘虏后又拼死从日军控制下的煤矿逃跑出来，昏倒在半路上奄奄一息，被执行任务回来的陈剑萧“捡到”的。还有通过策反工作争取而反正，带领400多人参加抗日队伍的伪军中队长田大康。后来甚至连日军小队长小林光川也经过争取成为游击队的卧底。这些人中的李蛮牛和陈剑萧先后为国捐躯，闫清涛、池峰毅、尤大彪都经过对日作战的锻炼成长为八路军中独当一面的团长。

小说中的这些英雄人物来自不同地域，走过差异极大的人生之路，个性气质也各不相同。他们在一起虽然免不了发生碰撞摩擦，出现各种矛盾和争执，但抗日这个共同的目标使他们团结起来。闫清涛曾经有点贪财，想回家给父亲盖一座院子。后来得到父亲被日军炸死的消息，就无牵无挂一心杀敌报仇。死里逃生的池峰毅智勇双全，作战冲锋在前，甚至不惜违抗军令，把上级交给的“助攻”“佯攻”任务一律改为主攻。激战中他的左臂被机枪打断，仅留一点皮肉相连，他“右手举刀，大吼一声，生生将自己的左臂砍在地上！”然后简单包扎一下又继续战斗。读到这些令人血脉贲张的描写，怎能不对这些舍生忘死的抗日英雄肃然起敬呢！

战争题材长篇小说，表现人物不能仅限于硝烟弥漫，血雨腥风的战场，英雄人物也需要日常物质生活和情感世界。尤其是一支作战部队离不开可靠的后勤保障，因此不能回避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董家岭的大财主赵老九，另一个是书中唯一的女性主要人物吕春桃。红军一到董家岭就包围赵家大院，本来是准备“打土豪”的。赵老九主动拿出物资支援红军，又安排好两位伤员诊疗养伤，这样就成了开明士绅。以后赵老九积极支持游击队，提供了几乎所有的物资需求，他家的护院家丁全部加入游击队，还利用赵家设在城里的商号充当游击队的地下情报站。可以说如果没有赵老九的鼎力支持，这支抗日队伍很难生存下去，更谈不上发展壮大。

不仅如此，在董家岭遭受日军重兵围攻，游击队不得不撤离的危急时刻，又是赵老九忍辱负重出面与日军周旋，保护了村民的生命安全。毫无疑问，赵老九在当地抗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也标志着国难当头时刻共产党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根本转变。

吕春桃原本是一个泼辣能干的农村妇女，在抗战中发动全村妇女支援前线，她自己还直接参加战斗，经受了战争中血与火的洗礼，成长为妇女独立连连长。她在丈夫牺牲后与她一直崇尚敬仰的王红祥产生恋情，为这部充满硝烟味的小说增添了一丝温情脉脉的亮色。她的最“出格”行动就是在带领女兵们抓获刚刚强暴过中国妇女的五名日军时，下令“把他们都给俺阉了！”这一略显血腥的行为虽然不符合俘虏政策，却会让读者不由得拍手称快。此处似乎不应机械地套用“不虐待俘虏”的纪律条文予以简单否定，如果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会令人感到“出了一口恶气”的痛快。当然这一描写也是凸显人物性格特征的精彩片段，值得点赞。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及的人物，就是给游击队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徒赵富贵。他是红军到董家岭接触的第一个村民，“一向以好吃懒做闻名全村”，这个标准的流氓无产者被发展为村里的第一个红军战士。王红祥也知道他“一身的烂毛病”，只是看到他“打仗还算把好手”，就让他当上骑兵连连长。结果他私自进城寻欢作乐而被捕叛变，造成红军留下的另一个伤员、游击队政委旬震国牺牲，还有400余人非死即俘的严重后果。小说对这个反面人物的塑造也很成功，充分表现了他的“两面性”，算得上是一个典型人物。其存在的意义还在于，警示领导者不能只看到这类人的“革命性”，却忽略了其人性中的“恶”所可能导致的危害性，放松了对这类人应有的监督和教育改造，教训极为深刻。

小说是一种关乎人性的艺术。一部长篇小说中，作家对于人性世界的挖掘与勘探应该尽可能地抵达更深的程度。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董家岭》还写了一些战争之外的奇特现象和场景。比如在战争后期日方遭遇极端困难的境地，日军到了“穷的揭不开锅”的地步，甚至不得不用武器装备向民众换取食物。尤其堪称奇观的是，十几个日本兵竟然自愿给赵老九当长工，以此吃饱肚子还能挣点回家的路费。这种描写一方面说明侵略者已经山穷水尽，即将灭亡，另一方面也显示在一定条件下，战争中你死我活的双方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基于人性的变化在过去同类题材小说中是从未出现过的。作品能够突破道德化倾向特别鲜明的叙事格局，超越简单的“敌”“我”对立，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完成自己的小说叙事，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不仅要在思想的深刻性、人物形象刻画塑造的成功度等方面下功夫，而且在包括语言和结构在内的艺术形式上也要具有自己的特色。《董家岭》所反映的是山西中部丘陵地带民间底层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而其中的人物却来自全国多个省份，所以在语言的把握上也显示了自己的特殊性。小说的叙述语言采用地域特色不太明显的雅俗共赏的规范化现代汉语，通俗易懂而富有生活气息。人物之间的对话却大量使用民间俗语，为使对话更符合人物身份，又不可避免地出现普遍性“爆粗口”现象。事实上在当时军队和民间底层，“粗口”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风气。战乱年代的社会环境，对语言文明也不会有任何规范性要求。

在如今的人看来，那些“污言秽语”似乎不堪入耳，但在当时的民间语言交流体系中，那些骂人的语言并非意味着对受话方的实质性侮辱，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表达方式。小说中为表现当时的社会特征和人物的特殊身份，使用这样的对话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构成作品语言方面的艺术特色。小说在结构上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结构方式，采用按照事件和矛盾冲突的发展，以时间为序，层层推进，环环相扣，一波接着一波，用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读者。这种结构方式虽然显得缺乏创新，但适应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也有一定可取之处。

长篇小说这一文学文体的特征，意味着在更多的人物，更复杂的情节中，展现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以及对人物性格及其动机更持续和更深入的探究。其中成功的作品大都以卓绝的文学技巧表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风貌，揭示出时代的本质特征。对照以上标准，《董家岭》显然还存在不少让读者感到遗憾的差距。

要表现抗日战争这一长达十多年的特定历史时期，即使局限于董家岭及其周边的特定环境，仅仅用一系列的战争行为也不足以表现其时的社会文化风貌。也就是说在小说中只是集中于写一场接着一场的军事行动，而忽略了对更广阔的社会环境的全景式展现，造成这部作品的一个明显缺憾。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缺乏对人物外貌及心理活动的精心描述，不利于对人物性格及其动机更持续和更深入的探究，致使人物面目模糊，立体感不足，影响读者对人物性格的全面感受和深层次的理解。

从《后记》中得知，作者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完成了这部18万字的长篇小说，拼搏精神固然可嘉，但导致缺憾的根源恐怕也在于此。打造文学精品不能急于求成，理应反复琢磨，精雕细刻。一部作品想过出版社这一关，还是比较容易的，难在过读者的关和文化市场的关。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曾经说过，最可以依赖的才华是耐心。写诗歌可以靠激情，写长篇小说仅有激情是远远不够的，作家缺乏耐心很难写出长篇精品。当年的曹雪芹如果没有“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耐心，就不会有《红楼梦》这部传世经典。所以作品往往深邃厚重，为普通读者进入和理解文本带来不小的挑战。

小说是一种关乎人性的艺术。一部小说中，作家对于人性世界的挖掘与勘探能够抵达何种程度，或者说，小说是否具备了足称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乃是我们勘定评价小说作品优劣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能够突破道德化倾向特别鲜明的叙事格局，能够超越简单的“敌”“我”对立，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完成自己的小说叙事，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作者简介

李毅，1946年生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介休市作家协会顾问，原《汾西矿报》副主编。现从事企业史志编纂工作，任《汾西矿业集团志》副主编、《汾西矿业集团年鉴》特邀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