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计划把我送人

一九七零年到七七年的学校学制是春季开学，学制完成的学生在腊月毕业。二姐和我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因为成分不好，我姐俩都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和红小兵，每当看到其他同学是红小兵时，我们还是会黯然神伤。那时候学校是按照部队编制为“班、排、连”等军事单位的，每当看到学校发“五好战士”奖励时，我们还是郁郁寡欢。尤其是王*兰老师在班上说：“胡并香不是因为出身的话，六好战士也够了！”我更是莫名的心酸。二姐可能是年龄大了点，表现不出来，而我郁闷低沉的心情是瞒不过父母的眼睛。

有一天爸妈严肃认真地和我说：“三妞（爱称，不是乳名），我们决定把你送给大舅家做女儿了，这样俺娃就能领奖状了，也能上高中。”家住沟口村的大舅出生是贫农，没有女儿，正月初二我和妈妈去舅舅家时，舅妈就半开玩笑的说喜欢我，想要我当女儿。我听后扑在爸爸怀里，撕心裂肺的哭着说：“不去！不去！我再也不想奖状的事了，我那儿也不去，就在咱家！”从此我真的死心塌地为学知识而努力着，从那时起，不想帮助任何一个学习稍差的同学。那时的我心里有点扭曲，成分好的同学要看作业不让、问问题不告，心想你们得奖又不说成绩，我呢上完课在学校抓紧时间完成作业后回家帮着干家务。

应该是老天的眷顾，二姐没有留下后遗症，痊愈后又随班上学了，仍然是无出其右者。因为生病是在六九年，七零年学制改革正好多上了一个学期，病重期间并没有落下功课，在她生病时班里数曹忠文学习好，也不清楚当时什么原因，我居然和他妹妹曹忠英好上了，经常去她家玩。她哥就打听二姐的病情，而我就问询她哥的学习。我那时就默默祈祷二姐快快好起来，否则就被他超过了，后来他们班可以说他俩个旗鼓相当。

二姐不但学习好，唱歌也好，回家后家务活也干的井井有条。以前下学前，班里的队歌总是二姐起头的。她恢复正常后，我一下子就感觉轻松多了。大我六岁的二姐曾多次亲眼目睹、亲耳所听爸爸挨打受批，她担惊受怕有着切肤之痛，我由于年龄小，且睡觉早对此事一概不知。后来是妈妈断断续续的给我讲爸爸的悲惨故事，所以后面几篇将专门写爸爸遭殃以及哥哥姐姐受挫的经历。

爸爸的命运

爸爸是辛亥革命两年后出生在涧里村，勤俭节约持家是爷爷奶奶的优良品德。爸爸八岁那年的冬天，在下边(巷子的名称)的井台上和小伙伴玩滑冰时崴了脚，却不敢告诉特别严厉的奶奶，每天在外面一瘸拐，回家后就手托着炕沿砖小心翼翼的走，粗心的爷爷奶奶一直没有发现，还是前院的广成奶奶告诉了他俩，待他们领着爸爸求医时人家说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已经无法挽回了，从此爸爸就成了瘸子。奶奶是特别要强的女人，看到唯一的儿子的样子,气、怨、悔、恨交织在一起对待我爸，次年有了我大姑，然后又有了二、三四姑，忙碌中对我爸有了一丝的厌烦。培根说过“残疾并不是性格的标记，而是导致某些性格的原因”。可能从那时起爸爸就开始自卑且忍耐，对他的四个妹妹呵护有加。92岁健在的小姑非常敬重她的哥哥我的爸爸。

爸爸是在并不受宠、甚至略遭嫌弃的家庭中长大。一天半夜，奶奶唉声叹气地对爷爷说：“发愁呢，谁家会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呢？”这是奶奶后来亲口告诉我的，身体有缺陷者往往会有一种遭人轻蔑的自卑，但这种自卑也可以转化为一种奋勇向上的激励，没过几天，爸爸就离家出走到外面闯荡了。期间加入了什么会呀、教呀的，具体我不清楚，直到爷爷暴毙，他还在汾州府，也就是现在的汾阳市。当时交通信息不便，知道消息赶回来时，爷爷已经下葬了。从此爸爸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因为无法完成苦力活，他开始自学文化，后来他在大家庭里扫盲，爸爸查新华字典竟然是查拼音底下的和日文相似的字母。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反正查字的最后读音却是一样的。他练毛笔字、木工、泥工应学尽学。有了知识和手艺，爸爸在村里便成了“有本事”的人。谁家有东西坏了、塌了什么的，他二话不说就义务给修补去了，真是乐善好施人人赞，久而久之，爸爸在邻村上下有了很好的口碑。

他在23岁时就迎娶了身体一切正常又漂亮的妈妈。妈妈上面只有两个大她十多岁的哥哥，姥姥希望找个有缺陷有手艺的女婿，会担待她娇生惯养的女儿吧！事实证明姥姥的决策是正确的，成家后爸爸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家庭，一个人养活着一家子——奶奶还有三个姑。忙碌之余还要在大家庭中进行扫盲，期间总是埋头苦干、忍辱负重，还当了大队会计，后来因为在此不便说的原因被迫离开，独自奔赴太原。在太原市并州东街文水人刘启哲大爷开的粉房打工，爸爸踏实肯干又有手艺，倍受老板的器重。直到一九五二年公私合营，爸爸就成了熟菜公司的正式工人。

从小作坊到酱菜加工厂，有了制粉房、菜加工房等，工人一下多了几倍。爸爸在木工房，工人也不单是山西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各省的都有。酱菜厂河北人居多，爸爸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有的人可以说是我家在平反路上的恩人贵人，平反期间父母总是带着我，看着工人们一口一个“老胡哥、老胡嫂”的叫着，又是递茶又是送饭，刚懂事的我由衷的敬佩爸爸。尤其是邻居七十六号河津的严九之和八十号安徽的宋修儒叔叔，与爸爸像亲兄弟一样，只要我们去了太原就在他们两家吃住，待我们和家人一样。叔叔婶婶经常告诉我说：这个厨房就是老胡哥盖的、那个院门是你爸爸修的、还有那张床是他打的……异口同声的说，我爸爸有求必应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好人！可不知怎么在涧里村就那么受暴虐呢？有人曾经说过，我爸爸是群众关系好于干群关系，也就是不会溜须拍马吧。

在粉房打工时，为了解决住宿问题，爸爸在对面的空地上利用下班时间，一个人竟然盖起了一间又矮又薄的简易房，几年后才翻修成较好的、真正的里外间的房子。有了房子后爸爸就想着接妈妈和大姐母女来并，可是涧里大队百般阻挠不让迁户口，无奈舅舅们只能想出奇招，谎称和爸爸离婚，才把她母女俩户口迁回了沟口村。所以大姐随妈妈是贫农成分，和我姊妹仨的成分不同。她们另立门户在沟口村生活了几年，终于来到了太原。这可能就是二姐和大姐差8岁的原因吧！

后来蔬菜公司扩大规模，成立酱菜加工厂，原来的粉房太小了，新的厂址在杨家堡村，就在现在的长风街，离并东街十几里路。爸爸就买了辆二手的二六式自行车，这也是我佩服他老人家的原因之一吧，没几天腿有残疾的爸爸就骑上他的女式车上下班了。

酱菜厂是国营单位，爸爸的工资养活着一家大小，我们全家过着饱食暖衣的日子，包括那三年我们也没有挨饿，因为有工厂的第二粉面厂——这是个啥厂子，我不知道，还是妈妈讲给我的。不仅我家没饿着，连左右邻居们也跟着沾光。爸爸人缘好又勤快，且他人优先，每天下班后，自行车的后座上总是悄悄的带一些公家准备丢弃的粉渣回来给邻居们吃。现在可能喂猪也不吃，但是那时候对于一般人来说却是香饽饽，有粉渣吃也是美滋滋的，就如此时的我觉得身体健康就是最最最幸福的人啊！所以并东街的人都称赞他是助人为乐的大好人。爸爸腿瘸骑车带东西费劲，真是矜贫救厄人人夸。三年灾害后家里才有了我，这样我们全家度过了几年温馨幸福的好日子。一九六六年一夜之间祸从天降，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全家真的是从天堂跌到了地狱，爸爸遭殃的日子来了。

爸爸为什么总是挨斗挨打？

今天介绍一下我家涧里村的“豪华住宅”。我家位于村最东、最高的堡则的南巷中段的一个大院里，外院是厕所、粪堆和各家的猪舍——我家自然没有的。进入里院有北窑五孔，其中四孔是外姓人家的，西窑住着大伯家的两个儿子二哥和三哥家，东窑三孔，中间是俗称门道的堂屋，北屋是三叔家住，南屋是我们全家住。每间除了锅台和炕只有几平米大小，奶奶因为我们回来，就搬迁到院子的东南角的偏院里，在爸爸给刨的土窑洞里委曲求全，这就是所谓的地主家生活的大杂院，你们听说过吗？

全家一起从太原被赶回了介休，一向循规蹈矩的爸爸让我们母子5人在张兰下车，而他一人直接到介休公安局上户口，这就是爸爸做的最错的一次决定，因为3个月后工厂就开始平反了，和爸爸同样情况的好几家很快就上班了，人家村里听说平反就让赶快走，说留着是累赘，还有河南的一家是把户口装在口袋里，没班上就捡破烂、拾煤渣不到三月人家轻轻松松的复职了，我们当时有自己的房子，咬咬牙坚持三月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可是涧里不但不让走还变本加厉的对爸爸进行摧残，三天两头开社员大会，与其说是开会倒不如说是“打”会，开会时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他们用米丝拴着木桩然后挂在爸爸的脖子上还得低头认罪，一晚上下来米丝已经嵌入肉体，硬骨头的爸爸就是不吭不哈，我真不知道他们看着从爸爸脖子上摘下来带着血的米丝和木桩的时候是如何下的了手，我也不知道他们人心何在，就这样第二天照样得上工而且只挣妇女的7分工，男人是10分。

次日上工前，妈妈往爸爸脖子上撒点粉，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好的消炎药，好在爸爸的皮肤好，不容易感染，加之干的不是挑担之类的重活，脖子不会受第二次伤害。即便是这样还等不到结痂，又开社员大会了，那时候开大会是政治运动，又换新花样开始批斗了。大队干部有模有样的在台上胡言乱语，让我爸爸站在立着的砖块上陪着。因为爸爸是瘸子，本身就站不稳，所以砖倒一次，基干民兵们就上去拳打脚踢一次。你们想想爸爸一晚上要挨多少次打？要不我说他们就是整人会，要不说他们是信口开河，因为他们每一次的会就没有主题，就是爸爸N次的跌到，他们无数次的打，打完散会了爸爸才步履蹒跚地往家走。有几次是好心人故意的留下来，悄悄地搀扶着把爸爸送回家。爸爸后来总和我说起，这就是我的爸爸总是以感恩的心对待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以宽阔的心 包容对不起他的人。此时此刻我心如刀绞用颤抖的手讲述爸爸所遭受到的非人的折磨。

最惨的一次是我已经记事了，开完会社员们都走了，却留下几个民兵。我们大队部是在旧时的前河庙，一共三层，最底下的是存放粮食，从东旁爬上去南房是药铺，再上台阶就是正房，中间挺大的堂屋就是开会的地儿。其中西耳房是放扩大器广播的，东耳房则是大队干部的办公室。他们把爸爸拖到耳房里，拉熄灯用折叠后的绳子不分青红皂白一顿乱抽。人多亮着灯打时还有所顾忌，灭灯后就是往死里打，打完后把爸爸扔到楼梯底下，扬长而去。底下的场子有各小队的牲口，还是三队的饲养员半夜起来喂牲口时，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爸爸，把他送回家的。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了，不睡懒觉的我即将起床，只听爸爸对哽咽的妈妈说：“他们想让我路过下边井时跳进去，除非他们当场打死我，否则的话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振作起来，我活一天就是俺孩儿们一天的福气，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寻死！”那个年代因为受不了折磨，卧轨、跳井、上吊，投河自尽的人不计其数，可是忍辱负重的爸爸为了我们的幸福宁愿受尽折磨。

“绝不寻死，我活一天俺娃儿就多一份福气”，就是爸爸的这句话使我真正了解了他，以至于他两次悄悄逃离折磨。二姐哭成泪人，哥哥去村外的枯井深沟里寻找，我既不哭也不找时，邻居们都说三闺女小还懵着呢。我才不是呢，我是坚信爸爸不会寻短见的。那时候我们最怕听到该死的大喇叭声“今晚sei开社员大会”，姊妹们都会不寒而栗，但爸爸却心静如水，好像晚上的大会与他无关，甚至午饭后还在门道里拉起了二胡，让我们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我记得晋年武叔叔曾经说过：就佩服海哥（爸爸小名），临开会前还咔擦咔擦吃根胡萝卜。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对待爸爸。涧里村共有五个小队，戴帽子的四类分子平均分在每个小队，其中，三队是从介休县城下放的杨武奎，四队从临汾铁路下放的乔守龙。两个人都是外村来的，按理说爸爸是本村的，应该轻于他们，这样想就错了，爸爸是五个里受虐最厉害的，也许是我不知道其他人的原因吧。

后来我也不止一次地问过爸爸，他们为啥要那样呢？爸爸还自我检讨说：我也有惹他们发火的时候，比如拉熄灯往死里打的那次，他们让爸爸承认是地主成分。其实土改划分成分时，爸爸已经不在涧里了，我家原来是上中农，家中只有奶奶一人，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后来就被稀里糊涂的改成我村仅此一家的地主了。只是在村里是地主，而公社和县里没有备案，必须得爸爸承认签字后才有效。爸爸怎么会呢？所以就一次次的打，打的实在不行了，爸爸就喊“吴元英的地主、吴元英的地主”。奶奶的名字叫吴元英，也许打的疲惫了他们就勉强地让奶奶当地主了，那就签字画押吧。可是爸爸还是不签，他说：“我就没有承认过！我是说无原因的地主，没有原因的地主。”接着又是一顿毒打。后来爸爸告诉我说：“爸爸不能要莫须有的成分，那不是害了你们一辈子吗？”我那倔强的爸爸呀，原来受那么大的苦难，居然还是为了我们，真是父爱如山啊，你叫我们怎能不怀念你、不爱你呢，爸爸我爱你！